也可以理解为，A把接受要约的能力授予给了B，同时A就有责任或必须服从B接受要约所产生的相应的法律效果。
当然，小数据与大数据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互补关系。实际上，在以庭审为中心的智慧法院建设中，文理交叉融合的方法不仅可以加深对法律论证活动的理解，明确法律知识体系的结构和所有组成部分，而且还有可能尽量按照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 Aarnio, 1937-）所说的演算的制度（an institution of calculus）[39]的设想来倒逼那些与法律解释、法律议论、利益评价、利益权衡相关的机制改革。
换言之，在这里目的和手段的计算取代了概念的计算。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根据最简朴的、具有某些神秘色彩的问题组合术尝试人机对话以及构建专家系统的雏形。换言之，这种程序就是要建立论题目录并确定论点的位置，根据对立、近似、层级进行议论，并通过在多样性中进行排序和选择的决疑术（casuistry）为法律判断赋予随机的确定性，寻找或然的真理。总之，随着法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迭代，原先未曾实现计算机化的深层法律推理活动——例如经验归纳、数据学习、假说生成、类推适用、模糊推理、关系结构型思考、规范和权利的创造等等——也都可以渐次纳入人工智能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和应用算法的开发，真正达到智慧法院建设的目标。到1995年之后，计算机还使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及社会的智能网络化成为现实，让人类真正进入了算法的时代。
多语言翻译软件对通信障壁的突破、以互联网协议为产业基础的电商等新经济形态的繁荣、网民以及电子群众构筑的舆情公共空间、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猖獗的国际犯罪、黑客之流无政府主义的蔓延、计算机上瞬间行为的管辖权之争……这一系列新的现象，要求国家采取网络征税、网络自治、网络服务提供者归责等新的政策以及承认网络权、数字人格权、电子隐私权等新的权利，势必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以及法律范式的创新。对立的那方势必关注从D到C的证成过程，追问究竟根据什么、如何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时议论的要求不是追加新的事实（数据），而是要对论证过程进行正当化，即为暂定命题提供保证W（warrants）。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治理规模及其由此所产生的治理负荷，从治理规模来审视，思考中国治理的一个更为合适的参照框架，可能是将整个欧洲纳入一个一统治理制度之中所面临的挑战(40)。
宪法规定了国务院享有行政法规的制定权，同时可以依法行使授权立法权，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需要，授权国务院对某项经过批准颁布的法规进行部分修改、补充。基于超大型统辖规模、不平衡不充分区域发展，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多层级化和逐级下沉的治理格局。⑨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华北实验 华北解放区的建立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关于地方立法，五四宪法仅规定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其他地方并无立法权。
⑤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中，中央权威性立法与地方层级性立法并存的一元多层制度安排与国家治理规模、治理有效性需求以及地方的地缘优势等特性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同纲领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做出了专门规定，为央地关系设定了统一性、整体性之下的、灵活性、局部性这一主基调。
吴天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地方立法创新》，《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21)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第202页。
人民代表会议是土地改革运动中地方探索形成的权力机关。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19)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历史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52)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指明了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标准在于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作用。
修改后的立法法规定了包括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15) (三)政府委员会体制 1949年9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这三部法律文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法律基础。
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48页。
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33)李玮：《直面中国立法体制的利与弊》，《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6期。三是确立了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地方立法权，即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19)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并为执行《共同纲领》、国家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政务院颁发的决议和命令，有权对所属各省市转发政务院的决议和命令，并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办法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39) 四、一元多层立法体制的制度逻辑 一元多层立法体制的形成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逻辑。②贾俊雪：《中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通过请示报告制度及党组、临时党组织的设置，党实现了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政务院于1950年公布的《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其上级政府领导下，有权拟定与市政相关的法令条例，报告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施行。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可见，党政体制中的政既包括政权、政府，又包括政协、政法以及担负着一定政治任务的人民团体等。《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内容提要：立法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
此次大会出席的代表有工人、农民、革命家、妇女、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新式富农、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以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统区人民团体代表共541人。自治州、县人大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11) 华北解放区党的组织和行政机构建立以后，立法机构的建设也随即展开。(12)《董必武年谱》，第311页。
立法法第九十八条、一百零四条分别规定了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的备案审查制度。三是地方立法权的相对自主性。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16—17页。当然，以组织生成实践视角看，从代表会的组织化、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到《共同纲领》确立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这个时期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立法体制生成的组织预备期。
(31)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详细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的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
可以说，超大型统辖规模及沉重的治理负荷是包括立法体制在内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所面对的基本事实和逻辑起点。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分别赋予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以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35)参见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其中，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作为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代表本地方各民族人民行使自主管理本地方内部事务的最主要表现。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31)参见谷安梁：《略论我国第一部立法法》，《法学杂志》2000年第4期。
从权力性质上看，主权是一种原生性权力，直接源于人民的意志，是政治共同体从其自身组织结构中产生的政治权力，它先于并高于实在法。(38)相对而言，这部分法律创新性不高，起着实施细则的功能。
二是国家立法权可以对地方立法权进行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
